从武汉回京。听到了不少新鲜、多元的观点，它们或者是一些新瓶旧酒，或者是我认知之外的事情or想法，它们彼此之间还有碰撞。但有一点不变的是，它们都是我未曾经历的事情——我不像管管老师那样在基金会里做过几年项目，转而到平台机构来也能适应的那么快；我反而是一开始就到了平台型机构，缺少的是根基的历练，然而或许谁也没办法说清楚，一个人的成长路径究竟怎样才算完整或完美。

so，我也无需纠结了。

此次峰会的主题是“基金会在公益后发中的角色与价值”。没想到在现场听到的不是以往那种正儿八经的“你说我听”，而是能够感受到台下很多人的兴趣、关注和参与，甚至饥渴（这的确是我们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办会的一贯风格）。

对于基金会的角色与价值，受书本和周边同事的影响，我总是会想起这么一段话：

然而上上个月我写《基金会——美国的秘密》这本书的读书笔记时，就已经对基金会的独特性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思考，或者说疑问：读后记：《基金会：美国的秘密》

此次，在峰会上我们也讨论了不少关于基金会的“功能”、“角色”和“价值”这样的问题，时间有限，每位嘉宾不能一一展开。有一点，我也感到非常好奇：

当某个事物被定位在某个位置上时，到底是谁赋予了它一些权利义务？

由此产生了一个“应该”or“不应该”的问题。基金会便是这样被定位的，当我们去讨论它在公益生态链上的位置时，当我们在谈论它拥有的雄厚资本时，当我们在吐槽某某基金会天天叫嚣筹款时，我们是否有那么一点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是有一种“道德绑架”的意味？（此处也许严重了，但允许我童言无忌……）

在专访北师大陶老师时，我被陶老师的话惊呆了，他很健谈，语速很快，但是匆匆忙忙地就结束了问题。结束后，我甚至都记不住他说了些什么，唯一的感受是觉得他太平静了，有种道家的那种顺其自然的感觉：没什么“应该不应该”，都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好吧。

“有的基金会发展很快，激活了一方水土，有的基金会做不出名声，差别在于有的基金会把钱滴到植物的根上，有的是大水漫灌灌到黄土地里去。”

陶老师这样的比喻很有意思，充分呈现了现有基金会的工作模式。他还说，有些路是要重新走过的，即使它看到了成功的经验，可以拿过来复制，但是有些教训是必须要吃的。

我们在提这个观念时已经有些怀疑了，我们会想湖北真的是公益后发之地吗？湖北人自己怎么想？好玩的是，我们推送了一条湖北基金会的发展数据，好多湖北本地人自己都不知道（谁说湖北是公益后发之地了，这些数据都说了啥？| 武汉峰会），更好玩的是我们有嘉宾在台上用各类数据在反驳，也许湖北真的不算是公益后发之地，而台下的与会者们对这个概念深刻赞同——maybe他们都来自草根NGO，因资源和人力限制，所以格外地需要学习，需要拓展资源。

当某个嘉宾问台下的人“你们为什么做公益”时，我想起了去年走24城贵州站的时候，盘县的那么多组织里的人，他们几乎都是兼职，有着较为稳定的本职工作，却甘愿用业余的时间翻山越岭日晒雨淋地去到很多贫困的地方做一点点帮助。

而在现场，我再次听到小声的“因为情怀呀。”台下响起了零零星星却持续了好几秒的笑声，我也笑了。

为什么？好像有一种“我因为情怀做公益，却很傻”的意味。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我似乎陷入了一种优越感，我们用所谓的专业、持续、有效的手法去要求可能暂时还无法达到这种要求的人们，我们可能会指责他们、会瞧不起他们，会为他们感到着急。

顿时脑洞了一下，这是资本主义的优越感？也联想到陶老师的那种“万物各有所归位”的平静。

当有小伙伴强烈要求我去找陈行甲来做分享的时候，他们已经建好了群，他们说陈行甲答应他们要介绍自己的项目，他们说他们在做同样的事情非常需要学习，我觉得有些为难，我甚至有些怀疑这样的学习对他们来说是否合适而陈行甲老师究竟是否做了这个承诺以及他有没有时间……然而我还是想去试试能不能争取这个机会。

我想，可以抛开优越感，可以抛开复制成功经验，然后可以说：每个人都有看到更大世界的权利。即使我做不到，看不懂，学不会，但是我有权利去了解更好的东西。这也许是基本的知情权，也是随着互联网发展有太多人处于信息贫困里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24城项目的初心吧。

“社会并不完美，看清仍然热爱，知难仍然行动，是我们公益人的宿命和使命。”陈行甲用这句来做发言的结束语。

罗曼罗兰也说过：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

也许你们会问我，我是因为什么做公益，我肯定告诉你不是那种要救人救世的情怀，对我而言，是一个机遇和选择，源自对自身不足的清醒认识。

对于那些因情怀去做事情的人，我很难置于褒贬，对于感情不太强烈的我而言，倒真的是很钦佩那些有着持续热情和行动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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